从建筑构件角度谈金代的铜坐龙功用

黑龙江省博物馆   杨海鹏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而言，金代铜坐龙的出土较我国其他历史时期相对较多，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北京金中都遗址、北京房山金陵遗址都有铜坐龙出土，有的遗址甚至不止一尊，个别收藏爱好者也收藏有金代的铜坐龙。金代不仅铜坐龙出土较多，还有石坐龙出土，北京房山金陵即出土了两式9件石坐龙。金代帝王似乎非常喜欢使用坐龙的形象，对此我曾撰文做过论述[1]，这里就不赘谈了。这些金代铜坐龙或石坐龙都出自金代的宫殿遗址和陵墓外建筑遗址，与一些建筑构件相伴出土，所以，本文试从建筑构件的角度，探讨金代铜坐龙的具体功用，希望能为目前学界关于铜坐龙的功用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一、金代的铜坐龙与石坐龙发现

1、196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一裴姓农民从金上京遗址的南城西段城墙根儿下刨出了一尊铜坐龙，它“通高19．6厘米，重2．1公斤，青铜实铸。龙昂首张口似长吟，肩微前弓，前左腿翘起，其爪飞踏瑞云。瑞云与后腿相连。右前腿略向前方直立，爪与地面相接。龙尾上翘向外卷曲。龙首、肩部和四肢饰有卷鬣。在龙的前右腿、尾部及瑞云处，有一双向分开的扁钉残迹。”[2]这尊铜坐龙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出土较早，有“金源第一龙”之称（图一），其形象也成为黑龙江省历史文化的代表、女真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2、1990年，北京市进行西厢道路工程建设，该工程北起西便门，南至菜户营，贯穿了金代中都城的宫殿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配合工程建设，在重点地段进行了先期考古钻探和发掘，在主殿大安殿址范围内的白纸坊立交桥工地，出土了一件铜坐龙。这件坐龙亦称“铜坐兽”（图二），“遗高31.5厘米，重1328克。铜质，头部作龙头状，独角，猪嘴，嘴内含珠，鳞片状角延伸至背部。前足上有翼，弓身踞坐，足作五爪状，左前足与左翼均残，两后足屈膝，踞坐，绞股双尾，上翘。向外卷，底部有四个钉孔，孔内有铁锈痕迹，似为锈蚀之铁钉。两后足钉孔尤为明显，推测此物为固定于木结构上之饰件” ^[3]

3、2002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房山区文物管理所对金陵遗址进行了考古勘察和试掘。“在调查清理中出土并收集了大量的建筑构件、铁器及铜器。其中有铜坐龙两件，分两式。Ⅰ式：1件。模制。造型别致端庄。龙首前伸，飘发，团身，前腿微曲，后腿屈坐，尾部上卷呈火焰状。高24.5厘米(图三)。Ⅱ式：1件。模制。昂首，飘发，前腿直立，后腿屈坐，尾上卷曲。通体刻龙鳞片及火焰纹。高18厘米。应为固定于木结构上之饰件”（图四）。 ^[4]

4、2010年夏，哈尔滨市阿城区一收藏家向黑龙江的有关文博专家和同行展示一件他新收藏的铜坐龙，这尊铜坐龙高19.5厘米，龙昂首张口，肩微前弓，右前腿抬起、爪踏瑞云。瑞云与右后腿相连。左前腿直立，爪与底座相接，底座直径14厘米、高10.5厘米，呈碗台状，半封闭，底端为管状，底座台面上装饰着水波纹，底座侧面由上至下分别装饰一圈回纹、三圈卷草纹、一圈仰莲纹。龙尾上翘向外卷曲至肩部，与肩部、龙首的卷鬣相连。这尊铜坐龙与1965年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在造型、纹饰、规格等方面几近一致，所不同之处在于该龙的龙尾比较完整、龙右腿抬起踏瑞云、且还有一个底座（图五）。

   5、石坐龙

目前仅在北京房山金陵出土有A、B两型石坐龙，原报告将其列入“石质构件 ”一类：“石坐龙  9件，分两型。A型 3件 分两式：Ⅰ式 1件。标本2001FJL石：16，M9墓道出土。汉白玉石雕，蹲坐在长方形石台上，昂首屈蹲，头部残毁，飘发，团身，前腿直立，后腿屈坐，雕刻鳞片及火焰纹，精美华丽，高92厘米（图六）。Ⅱ式 2件，样式相同。标本2001FJL石：3，汉白玉石雕，蹲坐在长方形石台上。上部残毁，团身屈坐，残高66厘米。（图七）

B型 6件，样式相同。出土时均将龙首砸毁，使得龙身、首异处，经过修复有两件完整。标本2001FJL石：22。青石雕刻，龙首平视，通体雕刻鳞片及火焰纹。前腿直立，后腿屈蹲在圆柱形云台上，云台下有榫，可能是用于插在望柱上。通高37厘米（图八：1）。标本2001FJL石：18。青石雕刻，昂首，飘发，前腿直立，后腿蹲坐在圆形云台上，云台下有榫，插在望柱上。龙体略显粗壮，满身雕刻鳞片及火焰纹，精美华丽，通高38厘米。（图八：2）。其余仅残存头部长16，宽6～9厘米。”[5]

这两型石坐龙中A型造型较大，Ⅰ式为墓道出土，Ⅱ式为神道中石踏道的“柱础前所立”， B型带有云台座的石坐龙，则是用于插在石望柱上的柱头装饰。

二、《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坐龙形制建筑构件

在我国古代，建筑学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是不受重视的一门学问，多半靠师徒传授发展起来，也不注重用以文字记载传承，因此数千年来中国的古籍中，能流传下来的建筑书籍，只有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在宋代，我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和设计已经颇为成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建筑材料的多样化，提高了建筑技术的细致精巧水平。这时建筑构件的标准化在唐代的基础上不断进展，各工种的操作方法和工料的估算都有了较严密的规定，因而也就出现了总结这些经验的《木经》和《营造法式》两部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文献”[6]。可惜《木经》失传，今天看不到。因此，如果我们考证现今宋代或者年代相近朝代的建筑文物的具体名称和功用，只有通过《营造法式》一书。

《营造法式》，是宋代建筑专家李诫（1035年—1110年）编著的。全书34卷。按内容可以分做名例（一卷、二卷）、制度（三卷到一五卷）、功限（一六卷到二五卷）、料例（二六卷到二八卷）、图样（二九卷到三四卷）五个部分。其中，用很大的篇幅（十三卷）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包括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共十三种一百七十六项工程的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是当时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也是我们考证中世纪古建筑构件形制、质地、规格的工具书。我们今天常见的建筑文化遗物：鸱吻、斗拱、砖瓦、覆盆、柱础等，在《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中都有制作的规格和品质要求限定。

《法式》第十二卷为雕作制度，列在“小木作“之后，与旋作、锯作、竹作并列，如按这几种工程制度的对象来讲，雕作制度应该是就木质的建材进行加工的制度，它又分为混作、雕插写生华、起突卷叶华、剔地洼叶华四类。混作，就是“圆雕”，即建筑装饰构件是用圆雕的技艺制成的。这里就记载了八种形象的圆雕建筑构件：神仙、飞仙、化生、拂菻、 凤凰、狮子、角神、缠柱龙，并对这些构件的具体安放位置、安放要求都做了规定，其相关记载如下：“雕混作之制有八品……八曰缠柱龙，盘龙、坐龙、牙鱼之类同，施之于帐及经藏柱之上或缠宝山或盘于藻井之内。凡混作雕刻成形之物令四周皆备其人物及凤凰之类或立或坐于仰覆莲花或覆瓣莲花坐上用之。（图九）”[7]从上文可知，缠在柱子上的龙，“施之于帐及经藏柱之上或缠宝山或盘于藻井之内”的“盘龙、坐龙、牙鱼”等都是古代建筑中起到装饰作用的建筑构件。圆雕的“坐龙”形构件是其中的一种 ，而且“坐龙”是“坐于仰覆莲花或覆瓣莲花坐上”使用的。

《法式》第二十三卷、诸作功限一记载的是雕木作、旋作、锯作、竹作四个工种在制作产品规格上的要求，雕木作又分为混作和半混，即圆雕和半圆雕两种工艺的产品，“混作”的构件分“帐上”和“柱头”两类，就是说，圆雕的建筑构件上大体安放在帐上和柱头上。其具体记载如下：“柱头，取径为准，坐龙，五寸四功每增减一寸各加减八分功，其柱头如带仰覆莲荷台坐，每径一寸加功一分，下同；师子，六寸四功二分，每增减一寸各加减七分功；孩儿五寸单造三功，每增减一寸各加减六分功，双造每功加减五分功；鸳鸯，鹅鸭之类同，四寸一功，每增减一寸各加减二分五厘功六分功” ^[8]。

结合《法式》中这两段关于“混作”制度的记载，可以得知，宋代建筑制度中，圆雕的柱头是可以有“五寸坐龙”的，而且坐龙还可以带有“仰覆莲荷台座”，这种“坐龙”式样的柱头在“帐上”或“经藏柱”上的可能性大一些。

三、金代铜坐龙具体功用的探讨

曾在阿城县文管所工作的许子荣先生，依据《金史·舆服志》中的记载：又大辇，宋陶毂创意为之,……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认为这尊铜坐龙“可能为金朝皇帝辇辂上的饰物……这枚铜坐龙原有三副铜钉，每副为相并的两个扁钉，用以嵌固在物体上。今后部坐处与连接左面两趾爪云纹下的两副已断，只剩右前趾爪下一个扁钉在表明它的形状和用途。铜坐龙的重心十分得当，这些都可增强其在辇辂上的稳固性。我国古代大辇上施坐龙，为北宋初建隆四年(963年)翰林学士承旨陶毂为礼仪使时所创造” ^[9]。此后，相关辞书、报刊在介绍这尊金代铜坐龙时，均认同并引用了这一观点，即铜坐龙是金代皇帝乘坐的车辇上的装饰之物，这也是学界对金代铜坐龙功用的最初判定。对照其他几尊相继出土的铜坐龙的形制特点，一些学者开始对“铜坐龙是金代皇帝车辇上的装饰物”的观点产生疑问。的确，在目前可见到的金代或同时期辽、宋两代，还没有壁画等形象材料可以证明有金代有带“铜坐龙”的车辇。

北京金中都出土的铜坐龙，从其外形上看与传统形制的龙有较大的区别，其嘴部类猪，身形类狮虎，足也是兽足，而非龙的鹰爪或鸟类的爪，因而它也被称作“铜坐兽”、“铜制异兽”，或者“铜避邪”，这尊铜坐龙在外观上，的确形似中国古代避邪神兽，“似狮而带翼”，称它为“铜辟邪”不能说没有道理。既然能称为辟邪，那么也就自然具有辟邪的功能了。有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它是“高高站在金代皇帝殿前平台上所设的幄帐顶上的，起辟凶除恶保平安之用” ^[10]。但并没有说明判定的依据。如按《法式》中关于雕混作中有“缠柱龙，盘龙、坐龙、牙鱼之类同，施之于帐及经藏柱之上或缠宝山或盘于藻井之内。”的记载，这个铜坐龙有可能是帐之上物。

 北京金陵出土的这两尊铜坐龙原考古报告中并没有认定它们的功用，而是将它们归于“在墙基址外排水沟采集的铜器”一类的器物中。北京房山金陵原是有地面建筑即享殿的，也应算作金代皇家建筑遗址，并且其中Ⅱ式铜坐龙，应是“固定于木结构上之饰件”。

2010年新面世的带有碗台状底座的铜坐龙，使我们对铜坐龙功用的探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孟祥华、关伯阳结合新发现的铜坐龙，对金代的铜坐龙做了功用方面的推断，他们认为，金代的铜坐龙是成对出现的，“既然是一对，不可能置于辇棚之上，因为车棚上如果放，只能是一尊。作为御辇扶手的可能性也有，但如果皇帝的御辇是有棚的，那么把此龙放在扶手的位置肯定不显眼，外边的人很难看到，达不到张扬权威的目的。如果是御辇上饰物，很可能安放在御辇车棚外车辕上的两端，大家都看得见。”[11]他们根据新面世铜坐龙带有底座的形制特点，认为铜坐龙的功用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此龙下部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座儿，将此龙安在座上放置在皇帝的龙案之上。二是仿效中原王朝御座前的陈设，象御座下两侧一边立一只铜鹤那样，将此龙放在铜柱上一边一尊。”[12]

新发现的铜坐龙最值得我们注目的就是它下面的碗台状底座，与北京房山金陵出土的B型石坐龙的云台底座外形非常相似，这种带有底座的石坐龙是安放在石望柱上饰物。

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栏杆的栏板之间、立于地伏之上的短柱，叫望柱，望柱柱头多有雕刻（图十）。

《法式》石作功限 、雕镌功中有关望柱的“造作功”载：“六瓣望柱每一条长五尺径一尺出上下卯共一功……柱上镌凿像生师子每一枚二十功。”[13]  在宋代的望柱上一般会有带有仰覆莲坐的师子（狮子）（图十一）。那么同样形制规格的、也是带有仰覆莲坐的坐龙也是可以用于柱头上的，且这种“混作”之构件，因其姿态造型，一般也比较适合用于望柱等柱头。金陵出土的B式石坐龙，是金代石望柱上的构件，对应的宋代望柱，一般来说是狮子，若依照《法式》记载的图样，也可用坐龙。北京房山金代皇陵的主陵区一段残存的石踏道的两侧所立的石坐龙（图十一），对比北宋皇陵区内石质门狮成对矗立的现象[14]，我们有理由推测，由于金代女真族对坐龙的甚为喜爱，于是在许多狮子伫立的地方换上了坐龙。那么，金代望柱头用坐龙替代狮子，也是合理的。

兴起于黑龙江阿什河流域的女真族，在灭辽征服北宋之后，大量接受、并效仿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典章制度，特别是海陵王统治时期，为加速女真人的汉化，在宫殿营造等建筑方面反映在不但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迁至中都（今北京）。还在建筑形制构件各个方面接受北宋的影响，经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金中都的营建，在宫殿的布局造型上仿照了北宋都城汴梁而设计，建筑规模上则要超过宋代。“海陵既跋扈狂躁，对于营建唯求侈丽， 不殚工费，或 ‘赐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举营造官’，所为皆任性”[15]，“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16]。

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南宋孝宗遣范成大充任祈请国信使，到中都向金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等事宜。范成大在目睹燕京宫殿之后写下：“……至仁政殿下，大花毡可半庭，中团双凤，两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两高楼，曰东西上閤门。两旁悉有帘蟆，中有甲士。东西两御廊，循檐各列甲士。东立者，红茸甲，金缠杆枪，黄旗画青龙；西立者，碧茸甲，金缠杆枪，白旗画青龙。直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门下，皂袍持弓矢。殿西阶杂立仪物幢节之属，如道士醮坛威仪之类。使人由殿下东行上东阶，却转南，由露台北行入殿。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帟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槛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17]。从范成大这段对金中都出使时所见所闻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金中都宫殿“前殿后屋，崛起处甚多”，而且大殿内的装饰也非常华丽，带有大花的地毯就铺占了半个宫廷，皇帝的龙椅及周围的装饰奢华考究，连仪卫士兵的穿着打扮都让宋使惊叹不已。范成大的记载让我们体会了宋朝官员在见到金代宫殿人、物奢华后对家国沦陷的感慨，也见证了金朝在建造宫殿上，因仰慕华风，不遗余力的事实。可以想象得出，海陵王在金代宫殿建筑物的构件用材是怎样奢华了。

从《法式》中我们得知的柱头的制作，在宋代属于“混作”制度，由其图样可见，这种柱头上坐龙或狮子的形制是与金陵出土的B式带有云台坐的石坐龙式样接近的，同样也接近于带有碗台坐的金代铜坐龙。宋代柱头的“混作”建筑构件，是指木制构件，按金代宫殿建造上追求奢华的惯例，金代帝王是有可能用铜材替代木材来制作柱头或者其他建筑构件的。按金代的铜坐龙的形制它最有可能是金代建筑构件中的柱头上的饰物，可能是望柱柱头，也或者是经藏柱柱头，只是铜易腐蚀，铜坐龙不像石坐龙可以安放在宫殿之外，所以如果作为柱头装饰物件，铜坐龙安放在大殿厅堂内部的可能性大一些，且按目前出土的北京金中都大安殿铜坐龙及金陵Ⅱ式铜坐龙中“原为木质构件上的物件”推测，那么金代的铜坐龙虽为铜质，但它最有可能是安放在木制柱子之上的柱头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