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博物馆  李  玲

一  “渤海诸王皆右文”史料来源的辨析

笔者近日在研读有关渤海文学艺术的论文时，发现许多学者都在引用一条史料，即“《册府元龟》记载，‘渤海诸王皆右文，初建国，即有文字书契’”。如《关于唐代渤海国的文学艺术》中谈到，“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立国者，第一代王大祚荣‘颇知书契’。《册府元龟》也记载：‘渤海诸王皆右文，初建国，即有文字书契’”。[①]稍晚两年出版的《黑龙江民族史纲》亦有“渤海人是否有自己的文字，至今尚无定论，但其通用汉字是毫无疑问的。据《册府元龟》记载，‘渤海诸王皆右文，初建国，即有文字书契’”。[②]近年又有《论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也提到“《册府元龟》记载：‘渤海诸王皆右文，初建国，即有文字书契’。这里的‘文字书契’主要指汉字及汉文书籍。日本《类聚国史》中也有渤海‘俗颇知书’的记载。由此可见，渤海国王族中通用汉字，而且渤海国上层人士的汉文基础及文学水平是相当高的。”[③]此外，李静华的文章中也有“唐代的汉字和诗文对渤海国的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很早就开始使用汉字。《册府元龟》记载：‘渤海诸王皆右文，初建国，即有文字书契’”。[④]另外，李强先生在《论渤海文字》中虽未明确指出“据《册府元龟》记载”，但也有“证明渤海使用中原语言文字的熟练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实际上，不仅‘渤海诸王皆右文’，就是渤海的下层手工业者，在这时也多有娴熟汉字的”的字样。[⑤]可见几代治渤海史者皆有如此认识，大有‘渤海诸王皆右文’已是确凿无疑之感。然笔者核对《册府元龟》，其原文为“振国……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兵数万人。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颇有文字及书记”。[⑥]并无“渤海诸王皆右文”字样。然何以多位治渤海史者出现误引情况呢？笔者怀疑问题有可能出在近人黄维翰的《渤海国记》上。黄氏在谈到渤海的礼俗时曾有过相关论述，“王之命为教上书于唐有奏有表状致日本国书曰启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书曰牒渤海诸王皆右文初建国即有文字书契文王嗣位遣使入唐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册府元龟】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习识古今制度【玉海】遂为海东盛国【旧唐书】”。[⑦]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并不是黄氏征引《册府元龟》中的原文，而是其自己对渤海文化的理解。如其文中的“即有文字书契”在《册府元龟》中的原文是“颇有文字及书记”，且“遣使入唐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亦不是引自《册府元龟》，而是引自《唐会要》、《玉海》、《旧唐书》。原文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也许正是由于黄氏的不够严谨，才造成了渤海学界关于“渤海诸王皆右文”的以讹传讹，以致几代学者都出现失误。此外金毓黻在《渤海国志长编中》也曾有过类似的叙述“于其国内设文籍院，以储图书，设胄子监，以教诸子弟。稽古右文，颇极一时之盛”。[⑧]金毓黻文中的“稽古右文”，笔者怀疑恐怕也是受到了黄氏“渤海诸王皆右文”之影响。

 “右文”是文字学上一种从声符求字义的学说。最早提出右文说的是北宋的王子韶（字圣美）。“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中进士第，以年未冠守选，复游太学，久之乃得调。王安石引入条例司，擢监察御史里行，出按明州苗振狱……入对，神宗与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⑨]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这就是说凡从“戋”声的字都有小的意义在内，“戋”在表声的同时还表意。这段叙述让我们大致了解了“右文”一词的涵义。需要说明的是，“右文学说”只是训诂学上的一种学说而已，它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事实上声旁相同之形声字虽多声近，但却往往无关乎同源词，因为有些声符纯是表音，并无表意成份。我们这里的“右文”是指博学、擅长文章之意。

至于“诸王皆右文”一语，最早则见于《清稗类钞》（何义门雠正旧椠钞本）：“何义门笃志于学，其读书也，茧丝牛毛，必审必核。吴下多书估，辄从之访购宋、元旧椠及故家钞本，雠正之。一卷或数十过，丹黄稠迭，谓必如此而后知近世之书，脱漏讹谬，读者沈迷于其中，而终身未晓也。圣祖闻其姓名，召直南书房，寻特赐甲乙科，入翰林。是时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册府，多资其校勘。康熙壬寅六月九日，以病卒”。何义门，即是清康熙年间的帖学四大家之一的何焯。1702年，康熙南巡，访觅逸贤，何焯经人推荐，通过考试，被安排在南书房供职，赐为举人。后入皇八子胤禩的王府中做侍读，兼任武英殿纂修。另外《鲒崎亭集》亦有载“公（何焯）入狱，眠食如故，及所司尽籍其邸中书籍，以进圣祖，乙夜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而其中曾无失职觖望之语，又见其草稿有辞吴县令馈金札而异之，乃尽以其书还之，罪止解官，仍参书局。公出狱，卽趋局校书如故。是时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册府，多资公校之。世宗宪皇帝在潜藩，亦以《困学纪闻》属公笺疏”。[⑩]这段文字摘自全祖望为何焯所做之墓志。其大意亦是赞颂何焯执着于学问、勤勉而又清廉，正因如此，当时擅长文墨的各位王爷府中所收藏的图书，多由何焯点校。特别是雍正皇帝在潜藩之时，亦以《困学纪闻》属公笺疏。这里的“诸王皆右文”是指康熙的几个儿子喜欢读书，擅长文章之意。那么渤海的各位国王是否也如康熙年间的诸王爷般“皆右文”呢？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探讨的。

二  “渤海诸王皆右文”说的再检讨

前文已经讲清楚了“右文”、“诸王皆右文”以及“渤海诸王皆右文”的由来。“渤海诸王皆右文”，顾名思义，即是说渤海国的各位国王都是博古通今、擅长文章的饱学之士。前文所引几篇文章都持“渤海诸王皆右文”之观点，然笔者在查阅大量史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发现这个论断似乎是不能够站住脚的。

首先，从文献资料方面来看，《旧唐书·渤海传》、《册府元龟》记载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新唐书·渤海传》等记载渤海“颇知书契”，《类聚国史》记载渤海“俗颇知书”，《契丹国志》记载渤海“知书契，习识古今制度，为海东盛国”，《高丽史·渤海世家》、《金史·本纪》记载渤海“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从以上几条史料来看，渤海确实颇有文字、书契（这里的文字、书契是指汉语、汉字）礼乐、官府、制度等，由此不难看出渤海国确是一个善于学习先进文化，崇尚中原文明的国度，但遍览所有涉及渤海的中外史料，却没有任何一部史籍明确地指出“渤海诸王皆右文”这样的字样，因此仅凭这几条史料便断定“渤海诸王皆右文”，似乎较为牵强。

下面我们再来看国内外现存的、被普遍认为是渤海人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又有哪些有可能出自渤海诸王之手。从现有史料来看，被认为是渤海人自己作品的有国书16篇，分别是《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仁安八年）、《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大兴二年）、《文王致日本淳仁天皇书》（大兴二十一年）、《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告国丧书》（正历元年）、《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报嗣位书》（正历元年）、《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书》（正历二年）、《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书》（正历四年）、《康王再致日本桓武天皇书》（正历五年）、《定王致日本嵯峨天皇书》（永德二年）、《宣王致日本嵯峨天皇书》（建兴元年）、《宣王致日本嵯峨天皇书》（建兴三年）、《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书》（咸和十一年）、《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书》（咸和十八年）、《王虔晃致日本清和天皇书》（王虔晃元年）、《王玄锡致日本清和天皇书》（王虔晃十四年）、《王玄锡致日本阳成天皇书》（王玄锡五年）；别状1篇，即《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别状》（咸和十一年）；牒7篇，即《中台省致日本牒》（大兴二十二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咸和十一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咸和十八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虔晃元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虔晃十四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玄锡五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玄锡二十年）；贺正表1篇；谢状1篇，即渤海亡后，裴璆作为东丹国使聘日，被日勘问，乃进之谢状。此外，尚有诗作9首，分别为杨泰师诗2首、王孝廉诗5首、释仁贞、释贞素诗各1首及裴颋的断句一。总的计算起来，不过36篇而已，其中明确署有作者的大致有10余篇，分别是杨泰师的《夜听捣衣声》、《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诗两首，王孝廉的《奉敕陪内宴》、《春日对雨得情字》、《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並滋三》、《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和《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等诗5首，随王孝廉访日的僧人释仁贞的《七日禁中陪宴》诗1首，释贞素《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以及裴颋的《酬菅侍郎纪典客》中的断句“一丐稀麻骥騄”，再加上裴璆的《谢状》1篇，《史都蒙等上光仁天皇笺》1篇。单就这10几篇作品来看，作者明确，绝非出于渤海某王之手，这里可以不予探讨。其余的20余篇是没有明确作者的，其中“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有7篇，因明确表明出自于中台省，自然也不可能算作是渤海王的手笔。余下的16篇国书和1篇别状，倒是有“某某王致日本某某天皇书”的字样，如果硬要说“渤海诸王皆右文”的话，那么这10几篇文章是最有可能的。这16篇国书和1篇别状涉及到的渤海国王分别为武王、文王、康王、定王、宣王、王彝震、王虔晃、王玄锡等8位，然终渤海之世共传15世，即共有15位王，因此即便是这10几篇国书真的出自这8位渤海王之手，那也仅仅是渤海王中一半多一点，似乎也构不成“渤海诸王皆右文”这样的论断。接下来再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国书有否可能出自渤海王之手。

下面以仁安八年的《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其全文如下：

“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只增敬仰。伏惟大王，天朝授命，日本开基，奕业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番，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余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陉，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击）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等二十四人赉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被膳未期，时嗣音徽，永敦邻好。”[11]这篇国书是已知的渤海国最早的文献资料，也是一篇文辞优美的上乘之作。开篇“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表明了虽然两国相距遥遥，国情不同，但是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耳闻，希望再多加了解。“武艺忝当列国，兼总诸藩，复高丽之旧居，有夫余之遗俗”，一句则把本国的国情清晰分明地介绍给了对方。接下来便表达了“亲仁结援”、“通使聘邻”的友好愿望，并逐项介绍使臣姓名、身份及聘礼等内容。通篇文章语言流畅生动，颇具文采，无疑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它有可能是出自武王大武艺之手吗？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渤海建国前靺鞨人就崇尚儒家思想，“悦中国风俗，请披冠带”。[12]建国后，其作为一个唐王朝的羁縻州，更是“大抵宪象中国制度”[13]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的典章制度。“渤海职官，壹遵唐制，惟名号稍异”。[14]唐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渤海亦设政堂、宣诏、中台三省；唐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渤海亦设忠、仁、义、智、礼、信六部。因而渤海之政堂省、宣诏省、中台省应是分别对应唐之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其职能自当与唐制近似。《新唐书·百官志二》载中书省设“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意即唐之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册命等文字材料。同样，渤海在中台省设诏诰舍人，掌草拟诏诰、修记王言之事。“日本史纪渤海聘使持国书及中台省牒，及使臣返，日本亦予以国书及太政官牒。此必依仿唐制。”[15]由此推断，在渤海负责草拟制诰的机构为中台省，而渤海诸王是不大可能亲自起草进画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考古材料。以贞孝公主的墓志为例，这篇墓志被普遍认为是渤海人自己所书之文章，文体属于典型的骈体文。从文章的骈偶、对仗、韵脚、辞藻以及用典等，都证明利用汉文典籍表达思想感情的功力相当深厚。但，即便是这样一篇文辞优美、感情真挚的作品，也没有迹象证明是出自渤海某王之手。《新唐书·百官志二》载中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校书郎二人，正九品上；正字二人，正九品下。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同样的，渤海在中台省设文籍院，“监一人，掌经籍、图书之事。少监一人，为监之贰。述作郎，掌撰述。”[16]印证于日本史料，称渤海聘使有文籍院少监裴颋、裴璆、王龟谋。又有文籍院述作郎李承英。依此判断，在渤海掌撰碑志、祭文之事的，当是文籍院。贞孝公主墓志等考古发掘材料的作者，自然出于文籍院述作郎等之手，而不太可能由渤海王亲手所书。

除去以上所举的国书、官牒、表等文献资料以及贞惠、贞孝两公主墓志等考古发掘材料外，其他作品皆有署名，当不会产生混淆。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渤海诸王皆右文”并不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史料，而是以讹传讹的伪史料；其二，就现有的史料和考古材料来看，得出“渤海诸王皆右文”这样的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